湯若望以淵博的學識、出色的工作和對皇帝的忠心，贏得了順治帝的器重和禮遇。除了執(zhí)掌欽天監(jiān)之外，他先后被加封了太常寺卿、通議大夫等品銜，后又授通政使，進秩正一品。真可謂青云直上，恩寵已極。
湯若望創(chuàng)造性地執(zhí)行了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從順治八年到十四年（1651―1657）冬，他不僅成為順治帝身邊一位倍受寵信的老臣，而且與順治帝建立起了一種親密至誠的個人關(guān)系，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膾炙人口的佳話。
年輕的順治帝親切地稱呼湯若望為“瑪法”（滿語，可親可敬的尊者、長輩、爺爺。），不僅特許“瑪法”在必要時隨時進宮謁見，而且多次親臨館舍向他敘談求教。僅順治十三、十四年兩年間，就登門親訪達24次之多。湯若望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學問上循循善誘，在國事上忠言直諫，使順治帝倍感可親可敬。湯若望的進諫和建議很多，對順治帝的幫助很大。
湯若望竭誠為順治帝效力，其目的是為了爭取順治帝皈依天主教，或者使順治帝對教會產(chǎn)生好感，為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打開一條廣闊的道路。因此，湯若望利用一切機會，巧妙地向順治帝傳教布道。他的苦心并非毫無效果。從這一時期順治帝的某些言論和行動中可以窺見其影響。而且順治帝對湯若望的恩寵不斷升級，對湯若望所代表的西教西學表現(xiàn)出明顯的好感。順治十年（1653），欽賜“通玄教師”榮稱，并發(fā)布諭旨，褒獎湯若望。順治十四年（1657），欽賜于北京天主堂立碑，御制碑文，并賜教堂匾額“通玄佳境”。
然而，在博大精深的漢文化面前，這種影響又極為有限。中國社會當時所處的發(fā)展階段，漢文化作為本土文化而具有的深厚底蘊與優(yōu)越性，以及清朝統(tǒng)治中國的過程中，必須以儒家學說為指導等一系列原因，決定了順治帝最終還是選擇了漢文化。就在湯若望受寵最隆之時，順治帝確定了崇儒重道的基本國策。在賜湯若望“通玄教師”的諭旨和《御制天主堂碑文》中，順治帝就說明了他對湯若望加官進級的原因和目的，表明了他對天主教的態(tài)度。
在賜湯若望“通玄教師”的諭旨中，順治帝只字未提宗教之事，而是充分肯定湯若望的治歷之功，明確指出：“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諮爾姓名，為朕修大清時憲歷，迄于有成，可謂勤矣。爾又能潔身持行，盡心廼事，董率群官，可謂忠矣。”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他再次強調(diào)了這一點?？梢?，順治帝之所以對湯若望不吝封賞，主要是因為湯若望在明清易代之時，修訂了應(yīng)天順時的歷書，以此證明清朝乃順天而治。因此，順治帝要對湯若望予以重用，加官進級，以表彰他對清王朝的杰出貢獻。至于天主教，順治帝在《御制天主堂碑文》中明確宣布他只崇信孔孟儒家學說，講求中庸之道。天主教乃西洋宗教，不知其說。
順治帝又在碑文中指出：“若望入中國，已數(shù)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潔，始終不渝，孜孜之誠，良有可尚。人臣懷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 這表明順治帝認為湯若望的敬教精神可以借用為忠君思想，他希望清朝官員以湯若望為榜樣，忠君盡職。這也正是他表彰湯若望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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