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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被選為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的那一天起，現(xiàn)年四十五歲的康厚明――二千余全國人大代表中僅有的三位農民工代表之一――就處于聚光燈下，陷入各家媒體的“狂轟濫炸”之中。截至3日，康厚明已經接受了五、六十位媒體記者的采訪。在重慶代表團新聞聯(lián)絡員的采訪名單上，預約采訪康厚明的媒體也已經排起了長隊。（3月3日中新網(wǎng)）

　　看了這個報道，筆者認為，農民工從受到社會歧視的弱勢群體，轉變成為各界矚目的焦點，固然令人欣慰，但媒體采訪農民工代表也不能走形式。

　　其一，全國“兩會”增加農民工代表，是一種民主制度創(chuàng)新，凸現(xiàn)了平民法治思想，說明了國家把解決民生問題擺到重要位置，切實重視農民工群體的利益保護，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把農民工利益保護的問題落到實處。農民工的全國人大代表的頭銜，并非只是個人的榮耀，而是承載更多的代表龐大農民工群體的沉重責任。但坦白說，指望三人代表兩億多農民工的龐大群體，能夠發(fā)出這個群體在子女入學、社會保障、工資發(fā)放、壓力和歧視等方面的全部呼聲，顯然是不現(xiàn)實的。能夠代表農民工的，并非僅僅只有三位農民工代表。所以各家媒體的“狂轟濫炸”、扎堆采訪是大呼隆走形式，不會有實際價值意義。

　　其二，農民工制度性身份是中國現(xiàn)行的社會體制和戶籍制度造成的。因此，解決農民工民生問題，就要從帶有根本性、制度性、法規(guī)性的深度來思考、研究和解決。不是一次“兩會”可以解決的，更不是三位農民工代表力所能及的，所以，采訪農民工代表不能排長隊走形式。

　　其三，今年兩會首次有增加農民工代表參加，的確值得媒體關注，但媒體記者更應該關注的是如何幫助第一次參加人大會的農民工代表學會習慣于暢談心聲。學會即席舉手發(fā)言，學會“搶”話筒發(fā)言，學會有火藥味的發(fā)言，不當“花瓶“代表，使農民工代表真正成為農民工群體利益代言人，代表自己的利益，為自己說話，維護農民工群體的合法權益。(李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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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