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人喜歡瞎琢磨，有一段時期我對研究世界各國的“特色”產(chǎn)生了興趣。
比如我發(fā)現(xiàn)“偷砍電線賣錢”是某些發(fā)展中國家才有的現(xiàn)象，在發(fā)達國家就看不到。以“幫辦北京戶口”為名就輕易騙了央視女記者的財和色（《新京報》5月24日），這又是個別“嚴控戶口”的地方才獨有的新聞。而中國農(nóng)業(yè)銀行阜陽分行騰達支行負責(zé)人李群居然憑著不明不白的條子“借”了1.65億元（《新華每日電訊》2009年5月21日），“腐敗猖狂程度”雖然趕不上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余振東的四億美元，但在“開創(chuàng)腐敗花樣”方面，不能不算是另辟了“蹊徑”。一個“借”字，多規(guī)矩多好聽呀。
當(dāng)然，我國的整個形勢（包括社會治安）還是很好的，對此應(yīng)該沒有懷疑。但比較起來，在我國的“個別地方”，腐敗分子好像似乎猖狂得多。歐美諸國官員的清廉，連我們主流媒體也公認，再說就是炒冷飯了。反正那里的腐敗分子壞蛋們整體看來遠不如中國的成克杰、黃松有、余振東們猖狂。三年前美國眾議員坎寧安受賄240萬美元，“是美國國會歷史上少見的大案”（新華社華盛頓2006年3月3日電），其金額折算人民幣也不過1800萬元左右，只相當(dāng)于李群“借”到的九分之一，或只等于余振東的十九分之一。
從邏輯分析，無非三種可能：一是某些國家壞蛋的智商不高，“猖狂”不起來。有沒有可能呢？有，但可能性不太大。二是那些國家壞蛋智商特別高，“猖狂”以后做到了不被發(fā)現(xiàn)，大家都不曉得。這好像也說不過去，因為再高的智商久走夜路也要碰到鬼嘛。三是人家的制度過硬，壞蛋們沒辦法“猖狂”。這一點是不是才是關(guān)鍵？咱們“個別地方”的貪官們不刮地皮則已，一刮往往就是幾千萬上億元。而那里據(jù)說還有所謂“制度”。真不曉得那到底是教人如何把人民的錢財“弄走”的“制度”，或者僅僅是令人看起來舒服讀起來鏗鏘的“藝術(shù)作品”。
當(dāng)然，不能單純以壞蛋們猖狂與否來衡量國家的好壞。但反映“個別地方”制度的有效和無效，卻并非不可以的。(侯志川)
（責(zé)編：李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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