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同工同酬到同命同價，更深層次體現的是國民待遇的平等，是對城鄉(xiāng)戶籍制度二元差異的漸進式取消。而新的立法如何保障同工同酬、同命同價的可操作性和執(zhí)行力，當以細則完善之。
昨天有兩條新聞不約而同地指向了現實生活中的不平等現象。一條是說目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正在研究制定工資支付統(tǒng)一立法，備受關注的“同工同酬”將寫入法規(guī)；另一條是說我國死亡賠償制度中的城鄉(xiāng)居民“同命同價”有望實現，《侵權責任法(草案)》新增規(guī)定：因交通事故、礦山事故等侵權行為造成死亡人數較多的，可以不考慮年齡、收入狀況等因素，以同一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
倘若再聯系上我國擬實行城鄉(xiāng)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的“同票同權”，可以說，“同×同×”句式一度成了關注焦點。無疑，這是一個值得稱道的進步，它的意義正在于，以立法的形式，賦予國民一種身份上的平等，一種生命尊嚴的平等，一種權利上的平等。進而以此為基點，逐步剝離附著在國民身上的種種不公平待遇。
勞動，本是無身份差別的，但時下在很多單位，包括國企以及機關事業(yè)單位，卻深深地打上了身份的印記。同一個單位，干同樣的活兒，聘用工和正式工、農民工和城鎮(zhèn)工、編制外和編制內，收入卻相差好幾倍。比如，一個電廠的正式抄表工，年薪可能達到10萬元。而那些臨時工，干的是臟活累活苦活，不但工資比正式工要低，福利待遇也是差之千里。
同工不同酬的用工“雙軌制”，表面上看與轉型時期用工機制的陣痛有關，但背后隱含的實質是一種身份歧視。崗位是因職業(yè)工作而設的，而不是為不同身份的人而設的。將同工同酬立法，讓崗位工資回歸其內在價值，體現的是起碼的社會公平。
如果說同工同酬是為身份平等而呼喚，那么同命同價則是更為人性的生命追問。法律對生命價值的認可，對人格尊嚴的尊崇，是法治國家一個最基本的認同。遺憾的是，我們的法律卻因為戶籍不同而賦予了生命差異的認同。像廣東省道路交通事故賠償的新標準就規(guī)定，城鎮(zhèn)居民最多能獲賠76萬元，而農村居民則可獲25萬元。在死亡面前，將生命的價值量化為不同的價格，既有失公平，也有違人性。
其實，在此之前，一些地方已經在同命同價上有所突破，在廣州，在深圳，農村戶口的外地居民遭遇車禍，均可有條件地按城鎮(zhèn)居民的標準來計算賠償。而河南省早在幾年前就下發(fā)紅頭文件，規(guī)定農村居民與城鎮(zhèn)居民在賠償標準上實行同命同價。如今，將同命同價直接寫進立法，既是一種糾偏，也是從生命本義上給予所有國民平等尊重和認可的理性回歸。
從同工同酬到同命同價，更深層次體現的是國民待遇的平等，是對城鄉(xiāng)戶籍制度二元差異的漸進式取消。其積極意義自不待言。但是，鑒于《勞動法》、《勞動合同法》早有規(guī)定，工資分配應當實行同工同酬，但實際操作中卻難以兌現，因而，新的立法如何保障同工同酬的可操作性和執(zhí)行力，當以細則完善之。同樣，同命同價的立法也不能因為“造成死亡人數較多”的前提，導致其在現實操作中大打折扣。畢竟，為國民待遇的平等權留個尾巴，實在沒有必要。
- 2009-10-28充分認識同票同權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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