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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從全國“兩會”到各地“兩會”，“敢提、敢說、敢問”成為一種新風尚、新潮流，從涉及國是大計到家庭暴力、農民工待遇、留守兒童、醉酒駕駛、農產(chǎn)品價格等各項民生事項，都有人提出言之有物、針刺時弊、建言有方的建議；自上而下，各級也在為代表發(fā)表真言、表達真意提供技術、制度、氛圍上的保障，比如將舉手表決改為“電子表決”、“無線表決”后，2009年全國“兩會”上兩院工作報告就分別出現(xiàn)了519票和505票反對票，而在2007年臺州市人大會議上，兩院報告則有226票反對、棄權票，只有230票贊成，僅比法定半數(shù)多一點，可謂涉險過關。

這樣的表決結果，減少了不敢真正表達內心意志的違心“舉手”，向上級反映了真實的民意，為決策提供了真實的數(shù)據(jù)；而這種讓被表決單位“驚出一身冷汗”的表決，也使其切實見識了民意的強大，從而督促自己改進工作、提高群眾滿意度。

再如，召開政府負責人與民意代表的座談會、建言會，讓決策者真正直面民意、傾聽民聲，避免“閉門搞規(guī)劃”、“紙上拍腦袋”，使每一項決策、每一項工作都建立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礎上，貼近群眾的心，變“辦政府的事”為“為人民辦事”，自然也就能得到群眾的認可，會減少很多阻力，避免很多干群間的齟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