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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大撤退”的風波還未完全退去，小學語文教材又陷入一場新的“杜撰”、“造假”風波，并被指有“經(jīng)典的缺失、兒童視角的缺失、快樂的缺失和事實的缺失”四大缺失——近日，一個名為“第一線教育研究團隊”的民間研究團體發(fā)布了一份研究報告，再次“炮轟”小學語文教材。

盡管蘇教版小學教材編纂者——蘇教版小學語文教材教學參考書副主編朱立奇對造假問題進行了回應，或者說辯護，然而，異史氏卻認為，葉開所指出的“經(jīng)典的缺失、兒童視角的缺失、快樂的缺失和事實的缺失”四大缺失基本屬實。朱立奇的回應避開了一些實質性的問題，邏輯不清，閃爍其詞，其實是非常經(jīng)不起推敲的。如果撇開《陳毅探母》與《愛迪生救媽媽》兩篇文章在真實性上的爭議，葉開實際上所指的是小學語文教材說教的意味太濃，過于道德化，政治化和意識形態(tài)化，如果按朱立奇自己的說法，即 “文章入選課文還需要考慮到學生的接受能力”，這類衛(wèi)道士式的說教恰恰正好是超出了學生的接受能力——或者說是小學年齡階段的兒童所不能理解，自然也就不喜歡——的玩意兒，就算全是事實，似乎也不應該作為兒童讀物入選教材。

此外，在文章選入教材時，一定得根據(jù)需要進行修改么？在異氏史看來，教材編纂者最好不要自作聰明，認為自己一定就比原作者高明。根據(jù)朱立奇的說法，文章帶上“時代的烙印和個人的色彩”似乎就要不得，入選教材時就需要進行修改。這到底是什么狗屁邏輯？試看古今中外，哪位大作家的作品沒有“時代的烙印和個人的色彩”？如果把“時代的烙印和個人的色彩”全部從文章中抹去了，剩下的還有什么價值呢？按照這種混帳邏輯，恐怕沒有一位大家的作品在入選教材前不需要朱立奇先生的大筆來“斧正”。如此一來，朱立奇先生可以算得上是有史以來世界上最最偉大的作家了，真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呀——不過，有的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瞭望世界，可他卻是站在上面大大咧咧地拉屎拉尿。

退一步而言，就算暫時懸置“時代的烙印和個人的色彩”，在文章入選教材時，是否有必要“根據(jù)需要進行修改”？或許修改是必要的罷，但也得看根據(jù)的是什么樣的“需要”。如果個別地方有錯別字，或者有語法錯誤之類的“硬傷”，修改自然無可厚非。至于價值上的問題，則不妨交給學生自己去判斷，教材編纂者大可不必以“需要”為借口，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原作者或作為讀者的學生頭上，蠻橫霸道地將一篇好端端的文章硬是改得面目全非。何況，不同人類個體的需要千差萬別，教材編纂者的“需要”未必就是兒童的需要。

根據(jù)異史氏的觀察，我國中小學語文教材存在的問題其實遠遠不止葉開所指出的那四大缺失——伴隨這些缺失而來的還有審美能力，既分辨文字好壞的能力的缺失。如入選小學課本的《索溪峪的野》與《山中訪友》兩篇文章，矯揉造作、華而不實、無病呻吟，都是不入流的垃圾文字，居然堂而皇之地進了小學教材——由此可見，這些教材編纂者的水平墮落到了何等地步！真是謬種流傳，害人不淺呀！

那么，當以什么作為文章入選小學語文教材的標準呢？答曰：以兒童為本位的文章。如周作人先生所說，這種文章當有順應滿足兒童之本能的興趣與趣味、培養(yǎng)并指導那些趣味、喚起以前沒有的新的興趣與趣味這三種作用。就其形式而言，往往單純、明了、勻稱；就其思想而言，則真實、普遍。換句話說，就是以兒童的趣味為中心，而又調(diào)和了“教育”與“藝術”二者，讓兒童在娛樂中潛移默化地受到美的熏陶與道德或知識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