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地震之后，我去了一趟日本看望女兒。
女兒告訴我，就在這次地震發(fā)生的瞬間，她正在軌道電車上，還拿著兩個沉重的箱子，因為她正在搬家。突然車內廣播說要臨時停車，還沒停穩(wěn)當，就身處劇烈的搖晃之中。地震過后，電車不再開動。所有乘客有序下車。老人有工作人員照顧，而她拿的兩個箱子，也有專人為她一路提攜，就這樣走到站臺。當女兒再三表示感謝時，對方卻說，一路慢走，讓您久等，對不起了。
正如媒體報道的那樣，日本國民在這次巨大地震中所表現出的鎮(zhèn)定、彼此合作、秩序，讓每一個人的利益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
這就好比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警方逮捕了兩名嫌犯，但沒有充分的證據指控兩人入罪，于是將兩人分別關押，并分別和兩人談判。兩人若都選擇坦白，刑期八年；如果兩人都抵賴，各判刑一年；如果兩人中一個坦白而另一個抵賴，坦白的放出去，抵賴的判十年。這兩人就得在坦白和抵賴之間作出決定。顯而易見，在不清楚對方會做何選擇的情況之下，理性的策略只能是坦白，以免自己遭受最大損失。
而如果兩人都抵賴，各判一年，這個結果最好，但很難達到。若要達到這個最優(yōu)結果，關鍵在于兩個疑犯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關系。日本國民在這次地震中選擇的正是彼此合作，因此其社會秩序（包括人心）不隨地震而亂，結果是每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人是社會性動物，必須集群而居。在群體中生活的個體，若要使自身利益達到最大化，理性的選擇就是相互合作，而合作的前提又是基于相互信任。信任的建立，一方面離不開信息的公開透明；另一方面恐怕也離不開群體成員間同舟共濟、相濡以沫的情感。
就前者而言，更多需要制度的強有力保障，在此不論。
就后者而言，其得以形成，或許與社會中各種潛移默化的教化措施有關。比如，就在這次的東京之行中，我參加了一場中學畢業(yè)典禮儀式。不得不承認，這是我有生以來參加的最為隆重的一場典禮。九點半儀式正式開始，畢業(yè)生在班主任（女教師還身穿和服）的率領下集體入場，校長講話，然后就是每一個叫到名字的學生上臺從校長手中接過證書并鞠躬致意。隨后就是全體畢業(yè)生上臺唱畢業(yè)歌，中間穿插學生的個人發(fā)言，回憶他們在學校生活中的點滴細節(jié)，說到動情處，發(fā)言學生哽咽流淚。最后依然是在班主任的率領下全體畢業(yè)生退場。
可以想象，每一個日本人肯定有多次機會經歷這樣的儀式，而每一次這樣的儀式就是對群體凝聚力的一次強化。就在這次地震之后，日本的電視臺反復播放的公益廣告大意就是：你們不是一個人，因為有我們與你在一起；日本是一個強大的國家，無論多大困難，只要我們齊心協力，定能渡過難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