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30日，太原市晉源區(qū)古寨村發(fā)生違法強拆事件，一村民被強拆者棒擊致死。今年9月，太原市中院依山西省高院裁定重審此案。死者家屬、復旦大學在讀博士孟建偉在庭審時發(fā)現(xiàn)了兩份由事發(fā)當?shù)卣l(fā)給兩級法院、請求“慎重量刑”的函。（10月22日《新京報》）

案件的重審量刑是否受到了“求情函”的干預，現(xiàn)在不得而知，不過原定的重審日期被推遲，這不能不讓人產生懷疑。不管當?shù)胤ㄔ菏欠駥π姓嗔嵭辛擞行Ц綦x，政府向法院發(fā)函求輕判之舉，都將會被視作行政干預司法的典型案例。

如果把這種典型意義安放在強拆背景下，區(qū)政府的求情行為更為可疑。案件調查最終確認拆遷公司委托沒有拆遷資格的保安公司組織強拆，但孟家最關心的“誰是指使或雇用柒星保安公司強拆行兇的幕后主謀”，至此都沒有答案。需要追問的是政府部門到底有沒有利益牽涉？當“強拆幕后主謀”成為懸案時，誰是替罪羊？

在現(xiàn)行的司法運作模式下，司法機關的人事、經(jīng)費都要受制于政府，法院進行獨立審判理想的實現(xiàn)，實際取決于司法機關自身確立對行政力量的免疫力。在這個意義上，追問晉源區(qū)政府為何替被告求情，顯得更為必要。

如果對“求情函”的批判僅僅止步于政府介入司法的不合理，那么實現(xiàn)了對個案的糾偏之后，在遇到強拆涉及政府且利益錯綜復雜的案件時，行政力量對于司法斷案的干預沖動，還將繼續(xù)存在。而且，在這種不受節(jié)制的干預沖動之下，終將還會有成文甚至不成文的“求情函”，悄悄地對司法審判實行權力干預。（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