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早已成為人人掛在嘴邊的口號。但壞人與好人在法律面前同樣平等，可能就不那么容易被接受。不管王林過去的行為多么可惡，在其接受法律審判時，仍然和其他所有好人一樣，享有依法自辯的權(quán)利；法庭欲對其依法定罪，依然需要充分且可靠的證據(jù)。

“大師”王林的“關(guān)門弟子”鄒勇被綁架、謀殺，兩名嫌兇隨即落網(wǎng)，“大師”王林本人亦因涉案而被江西公安機(jī)關(guān)拘押。

自從王林的“大師”身份和丑行曝光，公眾、輿論就在焦急地等待著他何時才被收監(jiān)關(guān)押，等待著他的“七宗罪”被一一坐實。尤其是隨著江西警方先后宣布，王林所涉及的非法行醫(yī)罪、非法持槍罪，均沒有發(fā)現(xiàn)有效線索和證據(jù)，公眾和輿論的焦急更是進(jìn)一步轉(zhuǎn)為焦慮，猜測甚至認(rèn)定這些案件不能坐實，都是王林背后的“靠山”在繼續(xù)發(fā)揮著作用。恰在此時，王林的弟子兼死敵鄒勇被人綁架殺害，王林也因涉案而被拘押。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咒語終于被證實，輿論自然長出了一口氣，就連平素最為冷靜的評論者，也禁不住歡呼“‘大師’終于栽了”。

但這所有的歡呼都忽略了一個基本的前提，即王林至今仍然只是“涉案”。按照我們已經(jīng)耳熟能詳?shù)臒o罪推定原則，現(xiàn)在的王林最多只是犯罪嫌疑人，哪怕他是千夫所指、劣行累累的“大師”。王林在這起綁架謀殺案件中究竟扮演了何種角色、起到了何種作用，只能由法庭經(jīng)過嚴(yán)格認(rèn)真的審理最終確定，而不能靠公安部門流出的只言片語推測，更不能按輿論的期待和猜測進(jìn)行大膽的勾勒想象。因此，在法院審理之前，就歡呼“‘大師’的末日”，甚至開始分析王林獲罪會給他背后的勢力帶來何種影響，實在是有點操之過急。

其實回顧輿論在王林事件中的焦急表現(xiàn)，本來就存在諸多可商榷之處。譬如媒體反復(fù)提及的王林的“七宗罪”，既非司法機(jī)關(guān)指控，也非公安部門歸納，而是由和王林有著諸多利益糾葛的鄒勇所提出，其指控的效力和被坐實為真實罪名的可能性本來就大可懷疑。至于其中的非法行醫(yī)罪和非法持槍罪難以證實，其實也不難理解。除了王林自吹自擂和所謂“患者”替他吹噓之外，指控王林非法行醫(yī)，需要更具體、扎實的證據(jù)。而對于王林這樣既不掛牌坐堂，也不開方拿藥的“大師”來說，要證實其非法行醫(yī)，顯然比指控胡萬林那樣公開掛牌的“神醫(yī)”困難很多，甚至很難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證據(jù)。至于非法持槍罪，在缺少槍支這一關(guān)鍵物證的情況下，更是很難指控定罪。

王林被拘押之后，網(wǎng)上流傳多份王林的“承諾書”，其內(nèi)容都是承諾某某幫助將鄒勇起訴、判刑之后，可以得到王林給予的數(shù)百萬報酬。這些承諾書，也成為輿論指控王林有買兇殺人動機(jī)的新證據(jù)。但翻遍這些承諾書，其對被求助者的訴求，都是希望對方能用法律手段扳倒鄒勇，甚至置其于死地，卻沒有一份明示或暗示對方采取非法手段。如果僅有這些書證出現(xiàn)在指控王林的法庭上，反而可能成為幫助王林脫罪的證據(jù)。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早已成為人人掛在嘴邊的口號。但壞人與好人在法律面前同樣平等，可能就不那么容易被接受，而這卻恰恰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本來含義。因此，不管王林過去的行為多么可惡，在其接受法律審判時，仍然和其他所有好人一樣，享有依法自辯的權(quán)利；法庭欲對其依法定罪，依然需要充分且可靠的證據(jù)。

“大師”對社會的危害甚大，但“大師”從來都不是從天上空降，而是從我們的社會中生長出來的。對“大師”神通的過分想象、渲染，就是“大師”成長的土壤。甚至在“大師”被揭露之后，這種想象和渲染依然沒有隨之終止，對王林的政商圈子的過度想象和對案情背景的無盡渲染，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大師”仍在散發(fā)著的“余威”。其實江湖術(shù)士從來都少有善終，不同的是，今天的他們不會再在民眾的歡呼聲中被燒死，而是必須像一個普通人一樣，接受法律的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