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18時許，55歲的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祁曉林自縊身亡。據(jù)廣州市公安局稱，祁曉林生前身患疾病，有抑郁癥狀。廣州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書記吳沙，次日參加祁曉林自縊身亡情況調查通報會時，確認祁曉林有抑郁病癥狀，并稱未發(fā)現(xiàn)其有違法違紀問題。近年來，官員自殺呈增多趨勢，而自殺者中尤以抑郁癥患者居多，以至公眾揶揄抑郁癥是官員的職業(yè)病。雖然國人向有“死者為大”的觀念，但是鑒于官員自殺的特點，為著警示后人，避免悲劇的重演，嘮叨祁曉林的自殺，并無什么不妥。諸多自殺的官員，在官方事后通報原因時，生前多有抑郁癥，疾病成為官員自殺的直接誘因。如今官場競爭激烈，官員壓力山大，個人前途和工作壓力相互交織，官員因此而抑郁，似乎也說得通的。但是，既然抑郁的官員有走向自殺的危險，且已經有那么多的前車之鑒警示，作為組織上能否在事先采取措施，避免這種悲劇的接連發(fā)生，而不是放任悲劇的發(fā)生？當官的魅力實在太大，這既有官本位的傳統(tǒng)觀念影響，也有為官的現(xiàn)實利益誘惑，以致削尖腦袋或投機鉆營往里面鉆的國人多著。而且傳統(tǒng)上又都能上不能下，一旦頭頂戴上紗帽，就再也不容易摘下來了。

因此，盡管身患疾病，依然強撐身體的官員多著。但是，官員既然承擔著社會事務的管理職能，那么具有與其履行職責相稱的身體素質，也是重要的條件，這不全是私事。既然嚴重的抑郁癥患者，可以造成自殺的恐怖后果，我們的官員尤其是組織上是否都應該反思，如何竭力避免官員自殺現(xiàn)象的重現(xiàn)。無論于公于私，對于官員抑郁癥自殺的現(xiàn)象，都必須引起重視而不再無動于衷，更不能無所作為了。從“私”的角度來說，官員自殺對于其家庭而言，無疑是重大的打擊和變故；對于單位來說，也難免留下陰影和遺憾；而從“公”的角度來說，官員自殺畢竟會給組織造成某種負面影響，也可能給事業(yè)和工作造成被動。因此，明知官員有抑郁癥，應該預見到病情的繼續(xù)發(fā)展可能導致自殺的后果而沒有預見，或預見到后果也不采取積極的行動，通過曉以利害，調整其工作崗位和職務，從而幫助其從疾病中解脫出來。這種放任自流，算不算是負責的態(tài)度和作為？這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尤其是在當前腐敗現(xiàn)象嚴重的形勢下，官員自殺更可能引發(fā)公眾聯(lián)想，給其家人和組織平添困惑。官方在祁曉林自殺的次日，稱未發(fā)現(xiàn)其有違法違紀問題，能否就能收到打消公眾疑慮的效應還難下斷言。總之，無論怎么說，官員自殺都有負面影響。個人可以選擇辭職，不必爭強好勝地硬撐，所謂“好死不如賴活著”；組織上更應該未雨綢繆，不是消極地無所作為，以致“害”死越來越多的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