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媒體報道，申城肉價開始上漲。上海農產品中心批發(fā)市場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6月份申城鮮白條的批發(fā)價格還在12元／公斤左右，而8月23日最新的統(tǒng)計則顯示，鮮白條的價格已經上漲到了14.5元／公斤，漲幅在20%左右。
按照一般的、傳統(tǒng)的價格敏感度來說，不到兩個月時間，一種關乎民生的副食品漲了20%，無論如何應該是件大事情了。要是再按照政府一貫主張要為民做實事，做好菜籃子工程的政治目標，豬肉如此上漲，也許端碗吃肉的市民，肯定要放下筷子罵娘，政府也要開“吃肉”的民生會了。
但事實上，豬肉價格在這兩個月向上波動中，卻有點不知不覺。也許只有具體經營豬肉的商家和生產者或喜或憂。去菜場買肉的市民，并不見得怎么議論，至少議論不激烈。而且喜歡追風評論各種價格波動的媒體，也沒有見到多少對此價格大幅上漲的評論和分析。政府也不像很久以前那樣，要隨時告誡有菜籃子供應的緊張。
而從6月底到8月下旬，大家最關心價格的波動，其實是油價、房價和股價。但這三種價格別說平均上漲的幅度，就連震幅最大的股指，波動區(qū)間都不到20%。但無論是想辦法控制的政府，還是叫苦發(fā)脾氣的媒體和市民，都無可奈何，若是把時間的坐標往前推，今年4月中旬鮮白條的批發(fā)均價曾只有10元／公斤左右，相比去年最高22－23元／公斤，跌了一半，但和現(xiàn)在比，則在一個季度的時間里，大漲了近五成，波動更劇烈。但有多少人刻意過問過這樣的波動？
當然可以拿所謂的恩格爾系數(shù)原理來分析。據(jù)該原理說，一個國家越窮，國民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購買食物的支出比例就越大，隨著國家的富裕，這個比例呈下降趨勢。但這個舉世公認的原理，最多只描述了豬肉的消費，在我們的支出中，只占收入不大的一部分。
這遠不能解釋為什么肉價的波動，我們不像在乎其他三種價格那樣？在上海這個對價格敏感的城市里，同樣都是價格波動，從與消費者直接的關系來說，肉價的問題也許更迫切。但市民習慣了肉價的波動，卻惱火油價、房價和股價波動。而要求政府干預、控制，政府也主動地說自己要如此去實施。這樣的反差，其實只要簡單地調查一下，就可以知道未必只是我們富裕了。
因為在上海人能吃什么和怎么吃的問題上，完全是市場自發(fā)解決的，是市場無形的手，根據(jù)市場消費情況的變化而自主進行系統(tǒng)性調節(jié)。無論是蔬菜、豬肉，還是其他食品，在上海的供應都是完全市場化的行為，這無人可以否認。
但這并不簡單，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常住人口多達千萬以上，每天消耗的食品幾乎要以天量計。沒有形成現(xiàn)在這樣的大規(guī)模集約化的方式系統(tǒng)供應，大上海就會吃了上頓沒下頓。而這種供應方式的規(guī)模度和復雜性，不比成品油、房產和股票這三個市場小和簡單。但這個隨時起變化的市場，政府現(xiàn)在頒布的命令，卻比針對另外三個市場的少得多。
多少人要吃多少肉，市場有多少肉可以賣，一切都是市場行為。即使價格波動，也是市場自然交易產生的結果。在某個時間節(jié)點上有點大變化，常常也不被看成壞事情。因為這是市場自然調整的過程，并不對市場供應產生惡劣影響。
比如二季度初肉價跌到10元／公斤，這是因為去年豬肉的價格曾經一路上漲，刺激生豬放養(yǎng)增加。按照生豬養(yǎng)殖周期，到了今年二季度，出欄頭數(shù)增加，豬肉價格一路走低并不出人意料。但一時的價格波動，未必影響人們吃肉的實際消費。價格便宜了一半，肉的銷售量未必增加了一倍。同理肉價漲到20元／公斤，也不會少賣一半。一年豬肉價格的自然波動，看上去很劇烈，卻因為少了人為的故意干預，也少了很多投機。消費者一年下來，自然清楚花在肉上的錢，平均的情況是個容易估算的常態(tài)。
市場就這樣在各種消費價格的變動中，自己形成了超越價格浮動的集約化供應和消費系統(tǒng)。
上海是個大市場，這個號召力勝過一切，也早已證明比政府簡單地去干預有效果得多。所以現(xiàn)在盡管沒有了政府特別要強調的菜籃子工程，只依靠市場自然地波動，雖屢有劇烈波動的異?，F(xiàn)象發(fā)生，消費者的選擇卻依然未變，老百姓生活質量也沒有下降。
更為重要的是，對市場自然價格波動的遲鈍中，還有一種無可替代的幸福感——因為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價格上漲和下跌的擔心。(作者系上海獨立財經觀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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