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男性排除在了強奸罪受害人之外，造成了刑罰的斷檔。

通過QQ漂流瓶結交未成年人，以現(xiàn)金、蘋果iPad或超市購物卡誘騙，廣州市民政局處長李某因涉嫌誘奸數(shù)名男童被刑拘。據(jù)悉，李某通訊錄內有160名13歲以下男童聯(lián)系人，目前警方已查實有4名受害者。

在常人眼中“熱情開朗、勤于公益的‘高帥富”，卻做出如此令人不齒的行徑，自然激起公眾對官員道德敗壞和人性扭曲的強烈憤慨。目前案件還在調查之中，如何將其繩之以法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

就現(xiàn)有的案件信息，對李某的刑罰制裁首先遇到立法短板。我國刑法在男女幼童遭遇性侵害時采用的罪名不同，女童適用“強奸（幼女）罪”，而男童一般適用“猥褻兒童罪”。前者最高量刑可達死刑，后者則不超過5年有期徒刑。二者差異判若云泥，暴露出我國刑事立法的不周延，將男性排除在了強奸罪受害人之外，造成了刑罰的斷檔。

按照罪刑法定原則，李某的行為更符合猥褻兒童罪。猥褻兒童罪是指以刺激或滿足性欲為目的，用性交以外的方法對兒童實施的淫穢行為。即便李某猥褻多名男童，量刑也不會超過5年有期徒刑。由于這種失衡的法律缺陷，刑法不能精確打擊李某的犯罪行為，也距離民眾的期待相隔甚遠。

從立法上將性侵男童納入強奸罪范疇，無疑有助于更好地保護兒童。此外，在輿論的焦躁不安中，不難看到公眾對于李某官員身份的敏感。本案中，按理說官員的身份與定罪量刑無關，猥褻兒童罪也并非針對官員而設計的特殊罪名。但從官員性侵幼女到“處長誘奸男童”，一些輿論抓住涉案者的官員身份，進而對刑事立法和司法進行質疑和抨擊。由此，有關方面也應關注這背后存在的一種強烈而隱性的公平性焦慮。

本報特約評論員 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