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永豐縣某事業(yè)單位工作的羅軍，今年接到政府安排的一項特殊任務：做丈母娘的拆遷思想工作，如果對方不簽拆遷協(xié)議，他就不能上班。與羅軍的遭遇相似，在此次縣委宿舍樓的拆遷中，永豐縣有多名政府工作人員因為沒有完成任務，甚至被停發(fā)工資。此事在網上引發(fā)熱議。隨后，永豐縣政府方面回應，確有拆遷必要，并無“株連式拆遷”。（8月25日《南方都市報》）

正縣級“釘子戶”，公務員做“幫扶”，不簽協(xié)議就扣工資，一刀切的補償標準……在變味的所謂“棚戶區(qū)改造”面前，再次說明一個道理：無論普通市民，抑或曾經的地方官員，面對法外之地的強勢拆遷，他們，都不過是被強拆所迫的弱勢公民而已。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大水沖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識一家人。拆遷中的對壘，糾結在縣委宿舍樓上，看似真正印證了這句俗語。不過，強拆面前，只有權力肆意洶涌的“大水”，哪里還有什么共同利益的“龍王廟”呢？

有關此次拆遷，諸多細節(jié)令人費解：一者，永豐縣眼下正在強力推行的拆遷縣委宿舍樓的行動，是打著“棚戶區(qū)改造”的名目立項的?？墒?，建成20多年的縣委宿舍樓，怎么與木質結構、臟亂差的棚戶區(qū)扯上關系了呢？2013年7月國務院下發(fā)的《關于加快棚戶區(qū)改造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市、縣人民政府應結合當地實際，合理界定城市棚戶區(qū)具體改造范圍。禁止將因城市道路拓展、歷史街區(qū)保護、文物修繕等帶來的房屋拆遷改造項目納入城市棚戶區(qū)改造范圍。”遺憾的是，沒有人回答這個疑問。據說，相關行政復議請求如泥牛入海。

二者，多名知情人稱呼，在永豐縣，幾乎所有的縣委、政府組成部門都有相應的拆遷幫扶對象。早在2011年3月17日，中紀委辦公廳和監(jiān)察部辦公廳聯合下發(fā)《關于加強監(jiān)督檢查進一步規(guī)范征地拆遷行為的通知》，要求加大查辦違法違規(guī)強制征地拆遷案件的力度，重點查處采取暴力、威脅手段或突擊、“株連”等方式強制征地拆遷行為?？墒?，永豐縣何以明目張膽表示——“拆遷動員要發(fā)揮各界人士積極參與，作為公職人員有義務去做幫扶工作”？這究竟是怎樣一種“義務”、又是誰橫加的這種“義務”？

強拆不死，矛盾不止。不久前，河南新鄭市龍湖鎮(zhèn)張紅偉、司桂紅夫婦在睡夢中被多名陌生人撬門擄走，待夫妻倆回家，四層小樓被拆成廢墟。再往前，江蘇泗洪7訪民服農藥自殺事件真相大白。據稱，“喝農藥”事件和“新馬路上種黃豆”鬧劇之前，泗洪強遷問題積弊已久，引發(fā)諸多爭端……宜黃事件過去數年，《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也出臺許久，為何強拆的“大水”還是洶涌澎湃、一路向前？

路易十五說，“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這話足以為眼下的強拆作為注解：一方面，強拆無往不利，在于法紀孱弱。執(zhí)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使得地方權力之惡往往很難借助地方性體質內外監(jiān)督求解。說得更直白一點，哪個強拆事件，是被地方糾偏、又能在地方話語中獲得公平正義的補償？二是強拆推進的城鎮(zhèn)化仍有沖抵政績的可能，這是地方強拆偏好不廢的根源。拆一分，利十分，鋌而走險還需要更多理由嗎？實體經濟太遠，賣地財政速效，常年以來，少數地方的懶饞做派已經病入膏肓。

誰都知道強拆是個敏感話題，但如果這個話題不脫敏，“依法治國”四字可能就抬不起頭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再次強調，“縮小征地范圍，規(guī)范征地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guī)范、多元保障機制”。這話不能成為一紙空文。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tài)，法治建設也不能原地徘徊。眼下，亟待建立全面層面如巡視般的征地梳理與監(jiān)管制度，哪怕是漫天要價，哪怕是真假莫辨，也要聆聽聲音、審查程序——不然，地之不存，權將焉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