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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部分高校畢業(yè)生，在找到工作后還需操心一件事，那就是給自己薄薄幾頁紙的檔案“安家”，但“安家”需要繳納每年上百元的管理費。據新華社報道，各地人社部門收取的檔案保管費堪稱天文數(shù)字——全國每年人事檔案收費至少數(shù)十億元。

檔案保管費始于上世紀90年代，一些地方最初的年收費高達七八百元，近幾年才將收費標準調到每年一兩百元。盡管如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現(xiàn)在這種“鋼筆+手指頭”的檔案管理模式，以及去向成謎的巨額檔案管理費，都已嚴重落后于當前的信息化時代。這個飽受詬病的“怪胎”，應盡早退出歷史舞臺。

從屬性看，檔案管理費一只腳踩在市場，另一腳卻踩在“計劃”之中。按理說，保管人事檔案屬于公共服務的范疇，就業(yè)和社保經辦機構也屬于公益服務性質的單位，但現(xiàn)行的檔案托管采取的卻是商業(yè)運作；各地的人才管理市場雖然叫“市場”，但實質卻是人社部門的下屬事業(yè)單位，其收費也具有行政壟斷色彩。

從收費的對象看，公務員的檔案享受免費管理待遇，國企職工由單位付費；收入穩(wěn)定的人群享受免費檔案托管服務，而流動人員則要為自己的檔案向管理機構付費。不同的人在進行檔案調動時，手續(xù)繁簡程度也不相同。這種“看人下菜”的管理制度，讓一些人覺得不公平，也讓人懷疑檔案管理的運行成本沒有明白賬。

將檔案管理費稱為“怪胎”，還因為公眾并不知道這筆錢最后去哪兒了，是否會成為一些部門的“小金庫”。按北京市人社局的回應，檔案費采取收支兩條線管理，收費統(tǒng)一上交市財政，所需經費由財政局每年下?lián)?。但目前沒有一個省份公開過檔案管理費的具體使用、支出明細，不得不讓人疑心檔案費可能是一本糊涂賬。

一方面用“必須存檔”的規(guī)定將檔案管理與報考公務員、買房、子女上學等福利掛鉤，迫使人們不得不向這種帶有壟斷性質的收費低頭；另一方面，費用管理又缺乏“陽光”，信息公開工作做得不到位。在中央要求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和規(guī)范清理行政事業(yè)性收費的大背景下，加快檔案管理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

尤其在公共管理信息化大勢所趨的當下，固守落伍的檔案管理制度，并非明智之舉。檢索媒體報道，很多地方都曾出現(xiàn)紙質檔案丟失、損毀的情況，最終往往讓公眾為相關部門的管理落后埋單?，F(xiàn)如今，隨著司法記錄、征信體系不斷完善，與時俱進改革檔案管理制度，建立全國統(tǒng)一的電子檔案系統(tǒng)的呼聲越來越高。

改革涉及復雜的利益博弈和利益調整，可以預見的是，一些職能部門在“自我革命”時可能會出現(xiàn)動力不足的情況。因此，讓落伍的檔案管理制度退出歷史舞臺，可能需要中央層面的頂層設計進行統(tǒng)籌和規(guī)劃。當然，檔案管理制度改革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在“轉型升級”的過程中要確保穩(wěn)妥，有序推進。

對絕大部分高校畢業(yè)生來說,找到工作后還需操心一件事——給自己薄薄幾頁檔案紙安個“家”,但安“家”需要花錢。北京每年收取的檔案保管費超1億元,廣州華南人才市場每年收費也有數(shù)億元。據估算,全國每年人事檔案收費至少數(shù)十億元。(8月12日《新華每日電訊》)

盡管民生無小事,但與政府部門推進的就業(yè)工作相比,檔案保管算不上是占據太多人力與財力的“大事”。就是這樣一只“不起眼的小麻雀”,解剖之后會發(fā)現(xiàn)“五臟”中的弊端群現(xiàn)。

僅就檔案保管費本身來講,就存在三重問題。首先,檔案保管屬公共服務,在國家有關規(guī)定中,就業(yè)和社保經辦機構也屬于公益服務。既然是公共服務,原則上就應該政府買單。恰恰相反,檔案保管費在不少地方卻定價畸高,年收費高達七八百元。在加大力度取消和免征行政事業(yè)性收費的背景下,檔案保管收費高昂,表明清理和規(guī)范行政事業(yè)性收費這場“自我革命”仍需努力。

其次,誠如專家指出的,在各種檔案托管群體中,公務員享受免費,國企職工由單位付費。這意味著收入穩(wěn)定的人群享受免費托管服務,而流動人員則要自己付費。從而透露出體制內外的差異,絕不僅僅是在養(yǎng)老政策,很多方面都存在“雙軌制”現(xiàn)象。這關乎著發(fā)展成果共享是否公平,也說明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確保公共福利均等化供給,才能逐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

再者,很多地方將檔案保管費,與社保和退休金緊密關聯(lián)到一起,未繳或者退休前不補繳,就會影響到養(yǎng)老金的領取。不過,社保并不等同于檔案,足額繳納了社保費,達到退休年齡為何不能領取養(yǎng)老金?通過政策將不相關的兩者聯(lián)系到一起,有強制繳費的嫌疑。這就好比計劃生育政策,將繳納社會撫養(yǎng)費與孩子上戶口、上學等關聯(lián)到一起,如出一轍。

從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出發(fā),類似檔案保管這樣的公共服務,本應該通過政府購買服務來從中理順。然而在現(xiàn)實中,各地負責檔案保管的人才市場,雖名為市場,卻是人社部門的下屬事業(yè)單位,其提供的既不是中介服務,也非純市場化運作,而成了具有壟斷性質的“怪胎”。由此可見,政府部門的職能轉變與簡政放權還需要進一步深入。

此外,在信息化時代,人事檔案管理制度仍處于“手指頭+鋼筆”式的規(guī)整,未免太過落伍。隨著社會人員流動性的增強,人檔分離現(xiàn)象愈加突出,電子檔案較紙介檔案相比更加節(jié)約便捷。因而,伴隨著個人信用管理體系的建設,建立全國統(tǒng)一的電子檔案系統(tǒng)已迫在眉睫。

看似不起眼的檔案管理,卻暴露出了管理體制、公共服務公平性、信息化建設等大問題,也顯現(xiàn)出收費合理性等小弊端。將此作為一個社會治理的切片來觀察,也透視出當前各項大小改革,仍需一一細化并逐項堅決推進。

【公開甚至取消檔案保管費，都不是最終目的，提升人事檔案公共服務質量才是關鍵】

檔案保管費，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大學畢業(yè)了，如果不是到機關事業(yè)單位、國有企業(yè)工作，檔案就成了“流動人員人事檔案”，要交給就業(yè)地或戶籍所在地的就業(yè)服務機構保管，于是便產生了托管費用。

近日，有媒體跟這筆錢較上了真。據報道，一些大城市每年收取的檔案保管費超過1億元，而全國每年人事檔案收費多達數(shù)十億元。如此巨額的費用，去向卻成了謎，目前尚無省份公開人事檔案保管費的收支明細賬目。

檔案管理，轉入轉出、開具證明等等，的確要人力、要場所，有一定的成本。不過，從現(xiàn)代行政倫理來看，卻不一定有花銷就有理由收費。人事檔案的使用方和受益者是國家和社會，就業(yè)服務也屬于公益服務，所以檔案保管應屬于公共服務范疇。即便委托就業(yè)代理公司保管，費用也應通過政府購買服務來消化，而不應轉嫁給個人。由此來看，檔案保管費的合理性的確存在問題。

而且，這樣一筆收入，收多少、怎么花，也需要有個交代。根據往常經驗，以罰沒收入、行政事業(yè)性收費為代表的政府非稅收入，由于收支不透明，常常被當事部門隱瞞和挪用，甚至被截留私分。當然，這并不能證明檔案保管費就一定存在類似問題，不過如果不說清楚，難免會遭致懷疑。況且，在依法行政、政務公開、財政透明日益成為共識的當下，于法有據、于事合理、有效監(jiān)督，本就應該是各種收費的基本前提。

更關鍵的是，應提升人事檔案公共服務質量。事實上，高收費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檔案管理的覆蓋面大大減低。一些工作不穩(wěn)定、收入較低的大學生為躲避繳費不惜違法違規(guī)，私下保管自身檔案；更多的人則選擇停交檔案保管費，成為“棄檔一族”，部分地區(qū)“死檔”比例超過兩成?，F(xiàn)實中，管理不善造成人檔脫節(jié)、檔案造假的情況也時有所聞，更不用說辦理相關事務時的不便了。

何以解憂，惟有改革。用改革理順收費和服務的關系，服務型政府才能真正成為現(xiàn)實。只要加快簡政放權改革，取消和減免行政事業(yè)性收費，才能遏制權力自身的收費“本能”，增強政府部門和工作人員的服務意識，促使政府職能由前置審批管理，更多轉向后置監(jiān)管和提供服務。去年全國兩會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提出，要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業(yè)性收費，降低收費標準，建立健全政府非稅收入管理制度。從檔案管理費的例子看，當前亟待提上日程的，是理順和清理各類收費，減輕公眾負擔，倒逼相關部門產出優(yōu)質高效的公共服務。

事實上，江蘇、山東青島等地，已經邁開第一步，率先取消了檔案托管收費，更多地方的就業(yè)服務部門，還需要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更重要的是，要推動檔案信息電子化建設，建立全國統(tǒng)一的電子檔案系統(tǒng)。這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新要求，更是信息時代、大數(shù)據時代的新方向。

又到畢業(yè)季，對高校畢業(yè)生來說，如果不是到機關當公務員或者在國企就職，找到工作后還需要操心一件事——給自己薄薄幾頁紙的檔案安個“家”。安“家”需要花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面向龐大群體收取的這筆檔案費，著實是個“天文”數(shù)字。據專家估算，全國每年人事檔案收費至少達數(shù)十億元。（相關報道見A7版）

人事檔案的重要性在平時并不凸顯，但公民在養(yǎng)老保險、職稱評定、轉正定級、學歷證明、政審等諸多領域都離不開檔案。表面上看來，人們在找不到合適單位保管檔案的情況下，將檔案存放于人才服務機構進行保管，自然需要繳納一定的費用。然而，必須考慮到，檔案保管并非普通民事法律上的保管合同關系，但凡需要用到檔案的領域都和政府公共服務相關，人事檔案本身具有明顯的公共信息屬性，并不能采取商業(yè)運作模式。而在收取保管費的語境下，人們只有交了錢才能享受公共服務，這顯然有違讓公民普遍、平等地享受到公共產品的服務型政府理念。

同時，需要存放檔案的人主要是剛畢業(yè)沒有找到工作的大學生、私企員工、自主創(chuàng)業(yè)者、自謀職業(yè)者和下崗失業(yè)人員，這些人大部分都是低收入群體，這就使得他們中的一些人為了節(jié)省開支，選擇了法律上不允許的“棄檔”或“自持檔案”，這將對他們未來行使權益造成較大障礙。不僅如此，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檔案費的存在已經催生了一些違法行為，也影響到了社會公共管理。

因此，歷年來，取消人事檔案費的各界呼聲一直都很高。在這個背景下，已經有不少地方取消了相關收費，這正是這些地方政府重視服務、尊重人才的集中表現(xiàn)。而2013年1月1日起執(zhí)行的《財政部關于降低部分行政事業(yè)性收費標準的通知》也明確要求，檔案費“三年后自動取消”，也就是說，到了2016年，人事檔案費就將被掃入“歷史檔案”。

事實上，各省市已經著手落實國家政策精神，大部分地方已經明確表示將在2016年取消相關收費?？墒?，為什么公眾還是對此并不滿意呢？為什么公眾連兩年都等不及呢？這主要在于這筆錢收支不明。不公開檔案管理費的走向，人們就看不到管理部門究竟做了什么，自然會質疑收費的合理性。同時也難以回答，為什么一些地方可以提前取消收費，而其他地方卻不能做到呢？為什么非得等到2016年，才根據國家強制性規(guī)定取消呢？

其實，對于任何一種公共收費都是同樣的道理。如果因客觀條件所限，暫時不能由政府財政負擔全部公共開支，收費并非完全不可以，民眾也并非不講道理。民眾需要的只不過是一系列合理理由。為何收費？標準如何界定？費用用于何處？繳費后，民眾獲得了何種生活改善？遺憾的是，在很多時候，這些問題都得讓民眾去猜。這顯然嚴重侵蝕了政府的公信力?？梢?，打造服務型透明政府，必須從公共收費公開著手，否則，一切都將淪為空談。

蘇潤（北京職員）

【人們始終沒弄明白，為幾張紙安個“家”，為何那么貴？不管怎么說，這么大數(shù)額的費用，再也不能躺在暗箱里，成為一筆糊涂賬?！?/p>

檔案也得“租房子”，而且“房租”還不低。日前媒體發(fā)現(xiàn)，高校畢業(yè)生如果不在機關和國企就職，還得給自己薄薄幾頁紙的檔案安個“家”。這筆檔案保管費，由于繳費群體龐大，成了天文數(shù)字。在北京每年收取的檔案費就超過一億元，全國范圍估算則至少達數(shù)十億元。

然而，就像此前的超生罰款備受爭議一樣，這么一大筆錢卻總是說不清、道不明，難免讓人疑竇叢生。

首先，檔案費該不該收需要打個問號。正如專家指出的，檔案保管應是公共服務，現(xiàn)行的檔案托管卻是商業(yè)運作。具體而言，托管的人才市場，往往腳踏兩只船，名為市場運作，實則有掛靠單位。由此導致了檔案費的怪相：是服務，但無服務質量；像買賣，卻別無選擇。

其次，收費標準晦暗不明。檔案保管的年費，動輒成百上千，相對于其提供的服務，其實不低。但是，為什么要收這么多錢，檔案保管的具體成本，比如安保費、人工費等項目到底是多少，一直語焉不詳。人們始終沒弄明白，為幾張紙安個“家”，為何那么貴？

相比“錢怎么收”充滿質疑，“錢怎么用”的問題更是信息不對稱。記者查詢發(fā)現(xiàn)，全國尚無哪個省區(qū)市公開過檔案保管費的具體使用、支出細目。問起錢去哪兒了，往往只有“收支兩條線，統(tǒng)一上繳，財政下?lián)堋钡取皹藴蚀鸢浮?，這種暗箱狀態(tài)，既解不開公眾的疑慮，也不利于資金的規(guī)范使用。

客觀講，檔案費是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政府財力不濟、公共服務不健全的結果。隨著時代發(fā)展，尤其是在政府職能轉變和簡政放權的新要求下，這項費用到了重新考量的時候了。

不管怎么說，這么大數(shù)額的費用，再也不能躺在暗箱里，成為一筆糊涂賬。就當前而言，怎么收、怎么用，必須公開透明、清清楚楚，向社會交出一筆明白賬，并且接受公眾監(jiān)督。

從長遠來看，隨著政府自我革命的不斷推進，各種行政事業(yè)性收費日益精簡，檔案費存在的基礎將越來越薄弱。同時，伴隨人事檔案改革深化，全國統(tǒng)一的電子檔案系統(tǒng)建設開始啟動，紙質檔案必將退出歷史舞臺。

實際上，備受爭議的檔案費，在江蘇、山東青島等地已經取消。改革固然有一個過程，但值得警惕的是，這筆費用在很多地方不僅還在收，而且金額更大、名目更多、服務更差，給不少畢業(yè)生帶來不小的負擔。對這種與改革趨勢背道而馳的做法，不能聽之任之。

關于檔案費，其實還有一筆“賬外賬”。有專家指出，免除檔案保管費，是打破人才流動藩籬的有效手段。雖然政府少了一筆小錢，卻能為就業(yè)和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造更多便利，無疑能釋放社會活力，從而為經濟發(fā)展注入動力。到頭來，從個體到政府都是受益者。注重算發(fā)展的大賬，不算部門利益的小賬，在檔案費取消與否的問題上就不會太糾結。

對高校畢業(yè)生來說，如果不是到機關當公務員或者在國企就職，找到工作后還需要操心一件事——給自己薄薄幾頁紙的檔案安個“家”。安“家”需要花錢，而據估算，全國每年人事檔案收費至少達數(shù)十億元。有專家表示，檔案托管費像一個“怪胎”：是服務，但做起來不像服務；像買賣，但又不是買賣，還具有壟斷性。

隨著時代變遷，人事檔案的角色分量，正日益式微。如果說，一份光鮮的檔案，曾經是獲得好工作的必要前提；那么時至今日，在開放的人力市場內，檔案幾乎變得可有可無。人事檔案，終究只是一種體制內的書寫，是官方話語的評價與記錄。它一度是計劃經濟年代分配資源的重要參照，卻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形如雞肋。

于個體而言，每年百余元的檔案費，經年累積下來也是一筆不菲開支。按照現(xiàn)有規(guī)定，個人無法提取、保存檔案，而只能由用人單位或人才中心保管。那么，對體制外的就業(yè)者而言，他們惟有付費讓專門機構代管。正是這種別無選擇的強制性，讓很多人對檔案費怨念頗多。恰如有專家所質疑的，檔案保管本屬公共服務，如今卻高度壟斷、明碼標價，未免給人以強買強賣的觀感。

檔案托管費之僵化與一成不變，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公眾不得不去思考，此一亂象背后可能的原因。于此，普遍的理解是，人社系統(tǒng)將檔案費用看成了“部門利益”。拒絕對檔案制度作出任何現(xiàn)代化的變革，乃是為了能繼續(xù)從中謀利——如若不然，為何不推廣取消“托管費”？又為何不嘗試建立電子檔案？人事檔案管理的落后和守舊，更像是一種刻意的拒不作為。因為顯而易見，唯有維持現(xiàn)狀，才能維系收費的理由。

既得利益群體，一方面會拔高舊事物本身的存在價值，堅持標榜其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則會渲染現(xiàn)有機制、規(guī)則的合理性，放大變革的潛在風險。人事檔案管理長久的止步不前，同樣受制于此。現(xiàn)階段內，人社系統(tǒng)更多只是按照慣性辦事，習慣性地汲取著，檔案托管所帶來的壟斷收益。凡此種種，已然背離了其作為政府職能部門，所應秉持的公共立場?？梢哉f，每年數(shù)十億的檔案收費，事實上成了人事檔案制度改革的最大阻力。

其實，隨著司法記錄、征信體系等的建立健全，傳統(tǒng)檔案所承載的記錄功能，已經極大弱化。在此情景下，舊有的檔案管理模式，理應順勢而變。在這其中，給民眾以充足的“自主選擇權”，推動檔案托管、流轉、取用的廉價和便捷化，以及整體層面促成檔案的電子化，顯然是最待破局之處。

又到畢業(yè)季。應屆生如果不去機關當公務員或在國企就職，找到工作后還需操心一件事——給薄薄幾頁紙的檔案安個“家”。安“家”要花錢，這筆檔案費已成“天文”數(shù)字：北京每年收取的檔案費超過1億元，廣州華南人才市場每年收費也有數(shù)億元。專家估算，全國每年人事檔案收費至少達數(shù)十億元。（《南方都市報》8月12日）

檔案費是個年費，每份每年一兩百塊錢，如果測算下空間占比，薄薄幾頁紙，安家的價碼遠超豪宅租金。你不知道為什么收費這么貴，你更不知道這些費用去向哪里。截至目前，全國尚無哪個省區(qū)市公開過檔案保管費的具體使用、支出細目。

根據北京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提供的數(shù)據，截至2014年6月底，北京市、區(qū)縣存檔機構共管理檔案170萬份，存檔費在2013年1月起由每年240元下調至120元。不過，即便收費下降，每年產生的存檔費仍逾億元。全國200多個地級市，每個市每年收費少則數(shù)百上千萬元，大城市動輒上億元，全國每年收取的檔案托管費至少達數(shù)十億元。物價飛漲，檔案費動輒如此之高，這究竟是管理者立地成佛、抑或定價本身就無限“高八度”？

正如學者所言，檔案費簡直就是一個怪胎：看似服務，卻又難以公益；很像買賣，卻壟斷無休。因為按規(guī)定，“棄檔”或“自揣檔案”是違規(guī)的，因此，“消費者”甚至沒有“說不”的權利——你只能在它那兒存檔案，收費也不可能議價協(xié)商。這確實是個難解的結：從本質上說，檔案托管屬于公共服務，而就業(yè)或社保等部門在行政序列中也是財政兜底的權力部門，憑什么單獨將公民檔案托管推到市場化商業(yè)服務中去？

還有個疑問：如果畢業(yè)檔案要收托管費，那戶籍檔案、財產檔案、征信檔案等，豈不是都可以坐收漁利？退一萬步說，就算要收錢，多少價碼合適，也沒個準。民怨沸反，就打折處理；你若隱忍，就痛宰一萬年。此間討價還價的“空間”，潛藏著怎樣的貓兒膩？此外，譬如江蘇取消了檔案托管收費的規(guī)定、山東青島開發(fā)區(qū)則停止了收費——既然可收可不收，而且不收也不會“托管崩潰”，那每年數(shù)十億元的相關收費，難道僅僅是為了養(yǎng)活一班人馬而已？

每一項行政事業(yè)性收費，固然都有其合理存在的歷史緣起，但隨著服務型政府理念的深入人心，尤其是隨著公共財政的豐厚積累，清理并取消悖逆公共利益、有悖民生為上的部分，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權力機關簡政放權的誠意之舉。眼下而言，不僅檔案費的收費程序與目的值得拷問，在電子化辦公早已跨越世紀的今天，紙質檔案漫天飛的“不思進取”，會否也是托管費不肯散場之流弊？

當然，面對民意質疑，檔案費糾結于是“躺著賺錢”還是“躺著中槍”，總不能不聲不響等輿論翻篇。數(shù)十億元檔案費，早已盆滿缽滿，也該收手了吧？